新华时报消息 在吉林，有人因行贿20多万元被判刑一年零三个月。在江西，一位企业家向八位国家工作人员共行贿200多万元，得以非法获利1300万元，被判刑11年。
而在上海，一位企业家仅向一位国家工作人员就行贿200万元，得以获得5.7亿元工程，其行贿额是上述吉林案件的10倍，获益额是上述江西案件的40多倍，却未受追究。
这种被诟病为“窃缰者诛，窃马者纵”的现象，被指违背了“适用刑法人人平等” 这一刑法基本原则，加之行贿人上海某区首富的特殊身份，几年来对此案的质疑声不绝于耳。
行贿200万拿到5.7亿元项目
2017年12月，公主岭市法院审判庭。
“本院认为：被告人赵锦钰为谋取不当利益，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24万余元，其行为已构成行贿罪，鉴于被告人赵锦钰系坦白，依法可从轻处罚，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，本院予以采纳。判决被告人赵锦钰犯行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。”
2014年6月，江西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庭。
“被告人范某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先后向八名国家工作人员行贿人民币255.5万元，情节特别严重，其行为构成行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，没收财产人民币十万元……”
2013年7月，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庭。
“2006年，被告人官庆庆利用担任区发改委主任、区城投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的职务便利，接受上海潜龙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、潜飞公司董事长宋潜的请托，为潜龙公司、潜飞公司承接区医疗卫生中心项目、南团公路BT项目以及区委党校、区行政学院迁建项目等谋取利益。2009年国庆节后，宋潜给了官庆庆一个大纸箱，里面放了200万元现金……判决如下：被告人官庆庆犯受贿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……”
上述（2012）沪一中刑初字第244号判决书还显示，官庆庆接受宋潜的请托，帮助宋潜拿到了总金额高达5.7亿元的一系列项目。然而，行贿人宋潜在判决书中，身份只是“证人”。七年来，宋潜继续在其诸多公司履职。
据此有法学人士质疑：在招投标过程中，通过行贿谋取不正当竞争优势，就是谋取不正当利益。行贿200万的数额，无论如何也不符合情节轻微，更谈不上显著轻微。行贿人缺少获得“从轻发落”的上述两个法律依据中的任何一个。当时检察机关到底是出于何种考虑未对行贿立案调查，抑是调查之后出于何种考虑未予起诉，法院出于何种考虑未使官庆庆受贿案的244号判决书按照有关规定上网，人们不得而知。
谁拍板决定了放过？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四条规定：“适用刑法人人平等。对任何人犯罪，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。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。”
法律平等地追究违法行为。同样的违法行为应受到相同的法律惩罚。不论是谁实施违法行为，不论其职位高低，不论其财富多少，都应当依法平等加以追究，不应法外施刑，也不应法外施恩，不应该区别对待。
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侦查起诉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这起受贿案件，六七年来不断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。
据知情人士反映，宋潜是区里首富，经营房地产20多年了，资产逾百亿。在“天眼查”上，他是27家公司的法人代表，31家公司的高管。他不仅是区里的明星企业家，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执委、上海市工商联执委副主席、区人大常委、区政协委员。
罗龙平，知名刑事辩护律师，专业领域为重大经济、职务犯罪等刑事案件辩护、企业家及国家工作人员刑事法律风险防控。他认为：根据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作出的刑事判决书载明的受贿事实，作为此案的“证人”宋潜行贿200万元的事实可以确认，并且从目前判决书认定的证据来看，“证人”宋潜涉嫌的是个人行贿，而非单位行贿。据司法解释，个人行贿数额在百万以上，属于比较重的违法犯罪行为。如果查证属于个人行贿，司法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追究其行贿罪的刑事责任。当时为何未依法追究宋潜的刑事责任，应当调查核实。
他认为，有受贿就有行贿。在以上受贿行贿案例中，行贿人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，采取送巨额现金的方式腐蚀干部，进行权钱交易、官商勾结。多年来，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严惩受贿的同时，让行贿者付出沉重代价，打消了围猎人“受贿者锒铛入狱，行贿者逍遥法外”的侥幸。而坚持对受贿行贿共同打击，亮出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反腐无禁区、全覆盖、零容忍的鲜明态度，也彰显了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运行后反腐败集中统一、权威高效的制度优势。在当时的这种高压态势下，究竟是考虑了哪些因素，经哪些人拍板放过了行贿人呢？有关部门应该向公众作一解释。
事件广为人知缘于朋友举报
风起于青萍之末，上海富豪行贿脱罪事件的广为人知，缘于上海市浦东新区民营企业家陶耀持续多年的举报。
陶称原本和宋潜是好朋友。自2010年始，宋潜迷上了巨额赌博的刺激，频繁赴澳门赌场豪赌。2011年，宋潜大输后缺少资金入场，便致电陶，请求为其从赌场借赌资担保，他向陶保证，回到上海立即归还所有本息。
陶耀当时认为宋潜是自己多年的朋友，同时在上海企业众多，实力雄厚，是明星企业家，资产几百亿，不会还不起所借赌资，于是义气用事为宋潜所借赌资做了担保。宋潜一再承诺回到上海一定归还，并口头承诺会用自己名下的潜龙大厦抵押变现还款。在此情况下，陶耀为宋潜陆续所欠下的8亿多人民币赌债进行了担保。
回到上海后，宋潜陆续偿还陶耀担保的7000多万赌债后就失联了。由于担保期已满，在澳门赌场的压力下，陶无奈，只好凑钱帮宋潜还赌债。2013年4月9日，陶耀委托两人的共同朋友到宋潜豪华别墅欲协商解决问题，宋潜却指使保安打伤了协商人。翌日，陶和公司员工及朋友再次登门宋潜别墅，双方发生冲突，经司法鉴定宋潜方有人构成轻微伤。陶于2013年8月9日被公安机关抓捕。一审期间，陶耀对被伤害人赔偿到位后，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。二审法院改判为3年10个月。
出狱后，陶耀仍需为宋潜偿还担保债务，无奈之下变卖自己的企业、房产等，而宋潜仍避而不见。陶通过朋友传话，希望宋潜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，但却得不到反馈。陶耀认为自己冤屈莫名，因此举报不辍。
多年来，面对群众质疑、媒体寻觅、举报人的年年投诉，宋潜均避而不见。一个“拖”字，将人们对个案的质问怀疑，拖成了对社会公正的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对行贿犯罪是否失之于纵？
于兴泉，知名刑事辩护律师，专业研究职务犯罪案件、经济类犯罪案件的预防与辩护。他认为，行贿犯罪往往与国家工作人员腐败犯罪“伴生”，其危害无疑是巨大的，也是对社会诚信文化的践踏。近年来查处的受贿犯罪案件,数量越来越多，数额越来越大。这与无处不在的行贿犯罪不无关系。行贿犯罪之所以猖獗，打击不力、追责不力是一个重要因素。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在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，一些企业和个人不惜重金行贿，受贿者则尽可能在多方面提供“各种或明或暗的便利”。一个受贿人，往往对应了不止一个行贿人。但从公开报道看，相比受贿案数量而言，行贿案件仍然少得可怜。
在他看来，行贿犯罪是久治不愈的社会顽疾，也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犯罪的主要形态之一，并呈现出刑罚处罚相对较轻、案发环节分布广泛与犯罪潜伏期较长等典型特征。行贿犯罪成本相对较低，缺乏威慑力，一定程度加剧了行贿行为的多发、频发。所以，对于行贿犯罪的追责，不仅要严格执行刑法规定，对构成犯罪的，绝不手软，依法及时立案，该移送审判的，就要移送人民法院审判。
一位老干部对记者说：公众很难理解为什么巨额行贿却平安无事，而种种反常现象，又让人怀疑有执掌重权之手在背后操纵。上海这个案件又因为行贿200万元未被追责的是个亿万富豪，难免引发群众对权力寻租的质疑。如果听任司法机关受到公众的质问、怀疑，却不作任何解释说明，就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。有关部门应体察民声，查明情况，向社会公布，以正视听。
